索菲亚·科波拉拍摄《Lost in Translation》，从头到尾，只用了二十七天的时间。在这期间，比尔·默瑞和斯嘉丽·约翰逊倾诉了一千一百六十四行台词，走过了索菲亚富士胶片拼起的四十二个场景，勉强算不上尴尬的接吻则有过三次。

坦白地说，我并不喜欢这部电影，一如我不喜欢很多私小说派的日本作家一样。任何媒介的叙述，就应该是有确切呈现出的一个命题，而后再给出一个足够精巧而切题的答复，起承转合，才为叙述。然而世界上总有一群创作者，喜欢引出却往往不去解决议题；更有些变本加厉狡猾的家伙，连「题」都索性不给，于是本应机理清晰结构分明的叙事便让位给了一种模糊而黏稠的情绪表达。《Lost in Translation》就是这般盈溢着科波拉式情结的自私的创作物。斯嘉丽在涩谷的人潮中撑着透明雨伞行走，百货大楼的电子屏上走过一只巨型的恐龙，我便想可是为什么？为什么非要是这个场景与镜头不可？从前我以为《Lost in Translation》想要倾吐的是无处可寻的孤独，可如今重看，才明白孤独只是副作用的症状之一，错杂的情怀中给我感触更深的是如标题所述的「Lost」——对时间的，对立场的，对生命的进程的。

丽兹·加西亚在去年圣丹斯的《Lifeguard》中也试图提出同样的问题：即使是成年人，在生命的某些特殊时期中，就不（被社会）允许感到消沉、迷惘或困惑吗？在纽约担当记者的克里斯汀·贝尔出走回到一成不变的小镇后，已然成家的旧友反倒感到羡慕，「因为你至少还有迷茫的机会啊。」可与《Lost in Translation》中流光掠影的喧哗东京不同，《Lifeguard》甚至算不上是一场旅途。乡镇里被时间偷走的空乏无望的街，凌晨逃走的猫蜷缩在废弃的木棚下瑟瑟发抖，那泳池背后积云笼罩的山茶早已颓唐，仿佛连同着残夏的营火般将要迅疾地死去。

在我眼中，《Lost in Translation》与《Lifeguard》这类作品往往对观者的人生体验做出了前提。它所寻找的情感诉求并非与人建立共鸣（resonance），而更接近于一种寻回（recall）。就像《Lost in Translation》遥相叩响着独身一人在言语不通的陌生城市的旅途记忆，《Lifeguard》中的情感基点，则是你曾经走过的那段沮丧的，失望的，酸大于甜的灰暗时光。在这样的时日里，迷惘失望不过只是催化剂，而随之默默滋生疯长的种子名叫抑郁。低落期的抑郁并不是人们常说的负能量，它更像是一种「无」能量，一种不存在意义与状态的温吞白雾般的介质，不经察觉地将个体与外界接触的感官笼罩得麻木起来，直到终有一天发现，自己比丧失了希望更难过的是，渐渐地，连失望都感觉不到了。

我曾在一位我很喜欢的漫画家的电台节目中听他回读者来信，而某天有位年轻人写信给他说，很抱歉在老师您的节目中谈这些沉重的东西，但我想诚实地请教您一个关于抑郁症和自杀的问题。我想知道，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不完全有可能是另一种出路吗？或许世上有这么一个人，他真的累了，他真的走不动了，即使能走也不想再继续走下去了。我知道外面的世界里还有许多美好的、值得期待的东西，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痛苦和欢笑。但如果我对这些真的都不感兴趣呢？——我忽然就想起《纽约客》上的《Jumper》，那篇记叙了金门大桥的修建与改革的市政史诗，所有从桥上跳下去却又生还了的自杀者都说，在空中坠落的那一瞬间，忽然都醒悟了，原来生命中所有看似无解的难题其实都有答案——除了死亡。

而电台里的漫画家回答他说，你错了，我相信你的生命中，总会有能让你提起兴趣的东西，大到家人、恋情、理想，小到连载还没完结的漫画、一直想去试试的美食，我不管它多傻或多么幼稚，但总有那么一小粒尘埃，在某个瞬间闪过你脑海的那一丁点愿望，哪怕只是一丁点，就已足够令你回心转意。我感谢你付出了莫大的勇气问我，所以我也坦白地告诉你，Because I know, motherfucker, I know, I know, I know. 我知道你现在深陷的这个监牢是何等黑暗，因为我也曾在那同样的监牢中度过，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我曾经写下的字迹还留在那石砖墙上。而如果你用尽全力地盯着它，更用力更用心更仔细地去看，我发誓，它将指向头顶没有栅栏的天空。